[圖文]張學良被指與影星蝴蝶有染

在少帥張學良整整100年的漫長人生中,其感情生活起伏變化很大,青少年時代作為軍閥的公子哥兒,在感情上是浪漫不羈的。張學良晚年曾坦誠對人說:『我年輕時什麼都來,最喜歡女人和賭博。』並且賦詩:『平生無憾事,唯一愛女人。』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因為執行蔣介石對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政策』而丟掉東北三省,致使他成為輿論攻擊的焦點,他不檢點的私生活同樣成為非議的話題之一。進步報人鄒韜奮主編的《生活周刊》發表《東北的漆黑一團》一文指出:『少帥的確沒有名義上的姨太太的。然而後宮佳麗卻足有數十人,這數十位實際姨太太,優伶也有,娼妓也有,次要人的太太小姐也有。總而言之,他的穢德,在東省是彰聞的。他的大煙癮也是蓋世無雙,一槍在手,美人在懷,神魂顛倒,樂不思蜀,無怪乎日兵一到,只能把遼、吉揖讓恭送。』


其後,《生活周刊》發表的另一篇文章,在繼續緋聞的同時,卻把當時上海著名的影星胡蝶給卷將進來,由此引發了當時沸沸揚揚,若乾年後依然沸沸揚揚的一段歷史公案。




















紅極一時的電影明星胡蝶被馬君武扣上了紅顏禍水的帽子


一位署名『越民』的讀者給鄒韜奮主編的《生活周刊》發來一篇《不愛江山愛美人》的小文章,作者以『確息』這樣的給人感覺是准確的消息來源的口吻,敘述張學良與胡蝶女士在北平相見。因此,當時,一些小報紛紛轉發這一消息,並作為譴責張學良不抵抗的理由。而譴責張學良最厲害的,莫過於國民黨元老、北平民國大學校長馬君武在上海《時事新報》等報紙上發表感時近作《哀沈陽》詩二首:





趙四風流朱五狂,


翩翩胡蝶正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冢,


哪管東師入沈陽。





告急軍書夜半來,


開場弦管又相催。


沈陽已陷休回顧,


更抱佳人舞幾回。




















北平民國大學校長馬君武。他當年所作的《哀沈陽》詩,傳遍了大江南北,也將張學良推到了風口浪尖上


據馬君武自稱,此詩是仿李義山《北齊》體而作。原詩是這樣的:


一笑相看國便亡,何勞荊棘始堪傷。


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


巧笑知堪敵萬機,傾城最在著戎衣;


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圍。


詩中所說的小憐是北齊皇後婢女,貌美,喜著戎衣,為後主高緯所寵愛,被封為淑妃,與之坐則同席,騎則並馬,兩人常出外打獵消遣。有一次,遇到北周軍入侵,丞相隱匿軍情不報,致使晉陽失陷。高緯欲率軍南下,小憐於此時恃寵撒嬌,堅持再獵一圍,致誤反攻時機。後來,高緯反攻晉陽,城內北周軍已漸感不支,城垣崩潰,在這個關鍵時刻,高緯卻忽然下令停止攻擊。他的用意是想炫耀武力,要讓小憐看看他大軍破城的


景象,而小憐此時正在梳妝,良久未竟。北周軍遂利用這段時間搶修城防。等小憐妝成後,雙方繼續會戰。高緯帶小憐並馬在高地上觀戰。北齊軍右翼稍後移,小憐誤以為敗退,遂在馬上驚呼:『我軍敗了!』他倆急忙撤離戰場,以致北齊軍軍心動搖,一敗而不可收拾,導致北齊政權很快滅亡。從上述情況可知,馬君武的《哀沈陽》是借古諷今,說張學良不重江山重美人,在九一八事變之夜猶與胡蝶翩翩起舞,結果把東北三省給斷送了。


馬君武的詩作發表後,各報廣泛轉載,並傳誦一時。從此,張學良被國人罵為『風流將軍』、『不抵抗將軍』;胡蝶則被視為『紅顏禍水』,承受很大的精神壓力。


以馬君武的名流地位以及這首本身就激蕩著愛國主義義憤的詩,人們無暇來考察歷史的真實如何,卻很樂意把詩中所言的內容在張學良身上坐實。詩中的趙四,無須多說。所謂朱五,是當年北洋政府內務總長朱啟鈐的五女兒朱湄筠。她是張學良二弟張學銘的大姨子,即張學銘太太的五姐。她經常與張學良跳舞,後來嫁給張學良的秘書朱光沐為妻。至於胡蝶,則是當時著名的電影明星。詩的意思主要是講當時風傳張學良思想摩登,已經腐化墮落,早把國難家仇置於腦後,在九一八事變時,他正在北京六國飯店與胡蝶跳舞。對於馬君武的詩,身為當事人的張學良、趙四、朱五均未置一詞--這恐怕是當時最好的策略,因為假如要發表聲明的話,在那種環境下只能是越描越黑。











風姿綽約的趙四小姐




















馬君武與張學良『公案』中,被無辜卷進來的朱五小姐-朱湄筠


而對電影皇後胡蝶就不一樣了。胡蝶本與張學良沒有見過面,卻無端地承受這樣的冤枉,她當然不乾了。於是,她在《申報》等報刊上刊登一則闢謠啟事,鄭重聲明:


蝶於上月為攝演影劇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適逢國難,明星同人乃開會集議公決抵制日貨,並規定罰則,禁止男女演員私自出外游戲及酬酢,所有私人宴會一概予以謝絕。留平五十日,未嘗一涉舞場。不料公畢回申,忽聞海上有數報登載蝶與張副司令由相與跳舞而過從甚密,且獲巨值之饋贈雲雲。蝶初以為此種捕風捉影之謠,不久必然水落石出,無須亟亟分辨乃曰。昨有日本新聞將蝶之小影與張副司令之名字並列報端,更造作饋贈十萬元等等之蜚語,其用意無非欲借男女曖昧之事,不惜犧牲蝶個人之名譽,以遂其污蔑陷害之毒計。查此次日人利用宣傳陰謀,凡有可以侮辱我中華官吏與國民者,無所不用其極,亦不僅只此一事。惟事實不容顛倒,良心尚未盡喪,蝶,亦國民一分子也,雖尚未能以頸血濺仇人,豈能於國難當前之時,與負守土之責者相與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國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嗚呼!暴日欲遂其並吞中國之野心,造謠生事,設想之奇,造事之巧,目的蓋欲毀張副司令之名譽,冀阻止其回遼反攻。願我國人,悉燭其奸而毋遂其借刀殺人之計也。


胡蝶闢謠啟事登出後,明星電影公司導演張石川及洪深、董天涯、鄭小秋、龔稼農、夏佩珍等全體演職員,也在《申報》上發表啟事為胡蝶作證,啟事說:


胡女士闢謠之言,盡屬實情實事。同人此次赴平攝取《啼笑因緣》、《舊時京華》、《自由花》等外景部分,為時幾近兩月,每日工作甚忙。不獨胡女士未嘗違犯公司罰規而外出,更未嘗得見張副司令一面。今赴平之男女演職員同住東四牌樓三條胡同十四號後大院內,每值攝片同出同歸,演員中更未嘗有一人獨自出游者。初到及歸前數日,或出購買物件亦必三五成群,往返與偕,故各人行動無不盡知。同人非全無心肝者,豈能容女演員做此不名譽之行動?尚祈各界勿信謠傳,同人願以人格為之保證焉!歸自北平之張石川、洪深、董天涯等全體職員及鄭小秋、龔稼農、夏佩珍等全體演員同啟。


事實是,明星影片公司為赴北平拍外景,一行四十餘人在導演張石川率領下,於1931年9月中旬離開上海北上,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纔到達天津。胡蝶在回憶錄中說道:『我們到達天津時,見到大批撤下來的軍隊,知是沈陽失


守了。』所以,胡蝶到北平,當是九一八事變之後。所謂九一八事變之夜胡蝶與張學良翩翩起舞一事純屬子虛烏有,純屬攻擊者的想象。胡蝶在北平五十餘日,始終未與張學良謀一面,後來張學良因事到上海,有人想介紹他與胡蝶相見,張學良婉言謝絕了。他說:『如果這樣,謠言豈不得到證實?』遂一笑置之。張學良與胡蝶可說是『素昧平生』。胡蝶在晚年寫的回憶錄中特別指出,馬君武的詩是一段『莫須有的公案』,這是可信的。另外,還有人說,朱湄筠在抗戰期間曾在香港一家飯店中看到馬君武,就走過去對他說:『馬先生,你認識我嗎?我就是你詩中所寫的朱五小姐。』馬君武一看,拔腿就走。


馬君武的兩首詩誠然不免牽強附會,並沿襲了古代『紅顏禍水』的偏見,但卻反映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和愛國人士懮國懮民的心情,對於蔣介石、張學良推行『不抵抗政策』喪失祖國大片河山表達了強烈不滿和痛心,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共鳴,很快流傳開來,成為膾炙人口的詩句。馬君武後來對人自誇說,他的《哀沈陽》詩足以和明朝末年吳梅村祭酒譴責降清大將吳三桂的詩《圓圓曲》媲美,永垂史冊。


但是,根據張學良當年的秘書惠德安的回憶,馬君武寫這兩首詩,還有他和張學良個人之間的恩怨因素,並非完全出自愛國的公心。惠德安說:


馬君武早年留學德國,取得工學博士學位後,曾在北平創立一所民國大學,這所私立大學,資金很少,由大學的董事會籌措經費維持它。馬君武聽傳說張學良曾給天津張伯苓辦的南開大學捐助不少辦學金。馬幾次求見張,請他拿出一筆款助學,由於東北情況緊張,又加張的身體不好,沒能邀見他,他很不滿意。事情湊巧,九一八事變後的這些天,北平學生去順承王府請願共赴國難。張接見了學生並講了話,馬君武認為既能接見學生,為什麼不能會見他。他特往順承王府承啟處,要求無論如何也得見張,不見,他就不走,要在承啟處坐以達旦。張學良只好會見他。據當時財政部冀晉察綏特派員荊有岩說,張見馬以後,張曾詢問荊能否設法給『民大』弄點錢?荊說他那特派員公署,每月支付班禪北平辦事處、蒙藏委員會駐平機構、外交部辦事處以及其他一些額外開支,數目就很可觀。


現在東北出了問題,以後的軍餉能否發出去,都成疑問。馬校長在這時候,要那麼多錢,豈不是給我們出難題?張聽了以後,久久未作表示。幾個月後,馬君武從上海寄給張一封信,作最後的要求。張回信的大意是,現今的軍事費用,已窮於籌措,風起雲湧的東北義勇軍,且無力接濟,對於『民大』,實已愛莫能助。


惠德安以當事人的身份說的這個事情也很難否定,不能排除馬君武借機發泄對張學良的怨氣的可能。如果是這樣,馬君武的《哀沈陽》詩就包含有公私兼顧的含義。不管出於什麼樣的動機,馬君武的詩確實給張學良造成很壞的影響,使他和胡蝶都蒙受了不白之冤。張學良對此備感痛苦,但他從未作公開或書面的辯解。他最氣的是人家說他與朱五小姐有染,是天大的冤枉,後來連玩笑都不敢與部下的太太開了。對此,張學良始終耿耿於懷。他幽禁期間所寫的《雜憶隨感漫錄》中,特意對此提出辯證:


我利用此時機,一述多年來對我誤傳有關『九一八』的一段小插曲--胡蝶女士的故事也。其他我不必多說,我在該當時,適在病後,病體尚未復元,散步行走過久都不能成,又安能狂舞乎?幸此胡蝶女士尚在人間,如有好事者,可以向她質詢。我同胡女士不但談不到熱戀,我同她從未有過一面之緣。我自己對於我自己,抱歉得很,徒空受艷福之名也!因之,我常推想到,歷史上有些不合情理的記載,多恐有失真實。所謂望風捕影,我同胡蝶之流言,是連風影都說不到,會傳得像真事一般,不論將來百年之後,就是當事人皆生在的今日,有些人確認為真實。『曾參殺人』,流言可畏也……我們不可認為流言無關,忽視之而不加以警惕也!


雖然由於馬的詩而釀成了這一公案,但是,胡蝶把馬君武當作謠言的始作俑者,也未免冤枉了這位愛國志士。她無法了解的是,這謠言之所以流傳甚廣,責任主要還不是那首詩,而是謠言的炮制者。這有兩種說法:一說是天津日本特務機關報《庸報》故意造謠,以轉移人們的視線;另一說法是南京國民黨政府中的親日派蓄意借題發揮,目的在於把一切罪過都推到張學良身上,為蔣介石、同時也為日本侵略者開脫罪責。可謂用心良苦。


關於張學良與胡蝶後來是否見過面,胡蝶女士在她的回憶錄裡也講得很清楚:『我和張學良將軍不僅那時未曾謀面,以後也未見過面,真可謂素昧平生。1964年6月,我赴臺灣出席第十一屆亞洲影展時,還曾有記者問我要不


要見張學良,我回答說:「專程拜訪就不必了,既未相識就不必相識了。'我還開玩笑地對朋友說:「過去那段冤案好不容易弄清楚。現在相識,豈不又給人以題目嗎?』


胡蝶女士的這一談話在報上發表不久,考試院院長莫德惠去看張學良。據莫事後對記者說,張曾問他,是否看到胡蝶那段談話,然後說:『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這自然是以後的事實了,但在當時,由於馬君武的詩流布很廣,張學良也罷,胡蝶也罷,還要忍受這種冤屈而無處辯解。倒是詩作者本人在後來了解到了張學良不抵抗的真實情況後,纔放過了張學良,把責罵的矛頭指向了蔣介石。他在《致蔣介石、汪精衛電》中說:『國事敗壞至此,論者異口同聲皆曰:是乃精衛兄在武昌一年,介石兄在南京四年倒行逆施之總結果。介石兄堅持對內不妥協、對外不抵抗之主張,日本已佔據東三省,介石兄猶唱先統一後對外之說……介石兄對內面獰如鬼,對外膽小如鼠。』


雖然這封電文也是公之於世的,並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但也並未就減輕張學良的罪名起多大作用。直到張


學良宣布下野出國後,著名學者林語堂先生主編的《論語》雜志上,還登了一首打油詩諷刺道:


贊助革命丟爸爸,


擁護統一失老家。


巴黎風光多和麗,


將軍走馬看茶花。


如同馬君武的詩沒有事實的影子一樣,這首打油詩也是完全離譜了。


詩作者完全不知道在國外的張學良為抗日奔走的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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