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航MH370的中國家屬堅信他們的親人還活著,一百五十四位中國家屬中只有七人領取大馬發放的五萬美元預付賠償,因為他們不承認飛機已失事。家屬委員會在北京活動面對維穩人員的監視和阻擾。家委會設法律組、技術組、媒體組、生活組等,利用微信聯繫,有二十多人。有家屬認為,飛機可能降落在某個小島。

對於他們來說,二零一四年三月八日,是原有生活秩序崩壞的第一天,也是尚不懂得煎熬為何物的最後一天。正是那天凌晨,MH370——那架載著二百三十九人的由吉隆坡飛往北京的馬來西亞航空客機,與世界失去了聯繫。

至今沒有找到任何殘骸。一樁航空史上前所未有的離奇事件,將分散於二十多個省市的一百五十四個中國家庭串聯到了一起。依照與乘客的關係,他們是父母、子女、夫妻、姐妹……他們被歸為一個群體,「MH370乘客家屬」。這個群體不僅僅是名義上的。這一年來,他們時常碰面、聚會、一起行動,他們建立了大大小小二十多微信群,他們還擁有一個家屬委員會。

某種程度上,將他們擰到一起的,不是所經歷的大致相同的驚惶與痛苦,不是彼此間的噓寒問暖與理解,更不是尚未獲得的賠償款——那些固然重要但絕非核心,而是對於同一信念的恪守:親人還活著,那一百五十四位中國乘客還活著。

或許在未能深刻了解他們經歷的人看來,這不過是一廂情願的幻想。但一位叫戴淑琴的高瘦老人的話具有代表性:「這件事本身就是不透明的東西,如果馬航也好中國政府也好,給一個明確的證據,大家就不這麽想了。」戴淑琴妹妹一家五口都在那架飛機上。

他們會向周邊的人求證他們的想法,無論是親友、記者、官員,甚至是為了維穩而經常在場的警察。當他們這樣問時,往往眼神熱切,偶爾還會再小心翼翼地加上一句,「你別說瞎話,潑點冷水也沒關係」。

幾乎沒有遭遇否定的聲音,戴淑琴的鄰居是已知的唯一例外,那是一個從未結婚的有些古怪的上海老太太。「早死了,哪能活著啊。」在事發第十一個月時候,她終於跑到戴淑琴家說。戴淑琴很不舒服,但沒有表現出任何的不快。「我也理解,人家是局外人。」她說,她明白那人是出於好心,意思其實是你不要折磨自己,活得太累。「另一方面,人確實沒死啊!」

他們會分析國際政治。

陰謀論是一切分析的基礎。在廣泛流傳的陰謀論中,美國是事件元兇,而飛機降落在了南太平洋的迪戈加西亞島,那裏有美軍軍事基地。但一個叫葉倫的大胖子則認為,乘客已經轉移去了日本的沖繩,理由是中國人跟日本人長得像,「即使在當地有所暴露,外界不易察覺」。山東大爺文萬成堅信,這個事件不是針對某一個情報人員,是國家與國家的軍事技術與戰略的交鋒,是如何應對大面積戰爭的實力測試。

他們深知煎熬的味道。

有一些人還瞞著家裏的老人,一位大媽每週探望不知情的老母親時,要強顏歡笑、盡量遮掩,但在吃完飯廚房洗碗時,她想起機上的孩子,眼淚卻滑落下來。一對山西太原夫婦走訪了五台山、青城山、峨眉山,求卦周易,還找過藏傳佛教的大師,只為問詢孩子平安。許多人至今保留著定期撥打在飛機上的親人電話的習慣,儘管永遠是相同的提示音。他們拒絕「遺孀」、「難屬」等稱呼。「請別這樣寫我們好嗎?」一個戴眼鏡的女人用近乎哀求的聲音問。而在一次群訪進入尾聲時,頭髮斑白的老人張偲親(化名)毫無預兆地嚎啕大哭起來:「我就是想我的小孫子,別的都不想。」他甚至沒有提及同在飛機上的女兒與女婿。

但某些時刻,那些過往的溫存畫面無需問起,就主動地湧出來。

「他從小就是我帶,我一天帶他出去兩趟。除非下大雨不出去,下雪我們都出去。買點花生,小孩會走道,我就說走,給你花生吃。跟我走十來米,給花生,再跟我走十來米。」在另一次採訪時,張偲親沒再哭泣,但也沒有笑容,他就那樣慢慢地說著,神色平靜地像一潭死水。

「出去的時候就問今兒上哪兒啊,玩滑梯。今兒咱們去哪兒啊,今兒上游泳池。今兒咱們去哪兒啊,今兒去大平台,就去大平台。然後就走了......」

依靠            

家委會最初的形成,是為了利於提問。那是去年三月家屬們安排在北京的麗都酒店等消息的時候。每天都有發布會,他們心急地向馬來西亞代表提出一個又一個的問題。由於官方應對的遲緩、信息處理的混亂,家屬存有太多太多的疑問。但經常發生的情況是,一個焦點還未解決,就被另一個提出的問題轉移了。有人提出,提問需要連貫、有針對性,提前統計好,指定專人負責提問。

家委會很快發展成不同的組別,包括法律組、技術組、媒體組、生活組、辦公室,並沒有選舉,各人依據特長加入,利用微信聯繫,有二十多人。

後來成為「帶頭大哥」的姜輝就是這樣進入的家委會。他是個慷慨仗義又氣質溫和的北京人。家委會多是高學歷、英語好的年輕人,四十二歲的他已算高齡了。但姜輝的一技之長是,他是通訊專業畢業,對於人們最關心的馬航的衛星信號、人為關閉的應答器等問題,他擁有背景知識。

姜輝很快意識到,家屬之間的重要性。即使最要好的朋友也只能同情安慰,無法感同身受,說話隔著一層,而與原本沒有任何生活交集的其他家屬,能夠真正實現彼此理解。那一百五十四位中國乘客,過著截然不同的人生:一個享有聲望的畫家團,十幾個從事境外勞務的河北定州農民工,二十多位老年人組成的直銷性質的商務考察團——姜輝母親即是其中一員,以及零散的遊客與公派出差者……但命運上的相同處境,將他們的家屬牽連到了一起。

在二零一四年的五月初從麗都酒店遣散後,新成立位於北京機場附近的家屬溝通與支援中心(他們都叫它空港中心)成了家屬們新的據點。週一、週三、週五,約定俗成是大夥兒相聚的日子。每逢周五最熱鬧,外地家屬也會趕過來。那個小小的會議室裏,充滿了河南、安徽、山東、天津等各地的口音,一些人完全說不了普通話。逢大事發布或者集體活動,能有上百家屬聚集。

「有的人認為空港就是一個牢籠,什麽東西都解決不了。」姜輝說。那裏記者被限制進入,沒有電視,沒有盒飯,一度連飲水機也沒有。一無所獲的搜救與極其有限的資訊發布,讓空港中心並未實現原有的意義。家屬們歸納到一起的問題,形成了四十七頁A4紙,但工作人員只做轉達。在一次爭吵中,急火攻心的戴淑琴暈倒了。

家屬們仍然主動地投往那個「牢籠」,像是某種自我懲罰的苦行,又像是虔誠的朝拜。空港中心處於六環外,如果從北京南站出發,需要轉四次地鐵,出站後再步行二十分鐘才能到,單程需近三小時。一位全程隨行家屬的濟南維穩人員不得不嘆服家屬的毅力,一天下來,他的腿走腫了。

但另一方面,空港中心轉換成了家屬們的相聚之地。「那種大家庭的感覺,幾天不見就想。」姜輝說。到場的多是老人,他們不聊一般性的家長里短,除了陰謀論的種種猜想,最多的事情是,「聊孩子以前怎樣,怎麽優秀,怎麽好」。

他們或多或少地從曾經的社交生活裏退場。張偲親對於一切登門慰問予以拒絕。姜輝在好友建立的群裏不再說話。直到很多天以後,他發現那個群裏的其他人也很久沒說話了,他一問,原來朋友們怕惹著他,又建了個新群。

隨著時光推移,家屬之間始於麗都酒店、在空港中心延續下去的情誼,越來越深。這種故事甚至可以像接力棒一樣頭尾相接:天津的一位大爺,幾次來京都給姜輝帶上正宗的煎餅果子;姜輝每趟開車去空港中心,都順道帶上戴淑琴與腿腳不好的大胖子葉倫;戴淑琴沒用過智慧手機,另一個家屬就送了她一台,葉倫花了一個下午教她——雖然她還是沒太弄明白怎麽玩微信……

他們扮演起彼此生活中缺位的角色。退休工人戴淑琴的家裏,順牆根擺了一溜兒罎罎罐罐,那裏面是給其他家屬做的臘八蒜。她是個講究的北京人,大年三十吃餃子不能沒有臘八蒜,她對姜輝說,「你母親沒在家,我弄餡買肉,得讓你和你父親吃上餃子」。六十一歲的她對待姜輝就像兒子,去銀行辦網上服務時,因為不知道如何表述,她打電話給姜輝——但由於沒有親屬關係,銀行櫃員把姜輝當成了騙子,辦理未成功。

他們互相照顧。一位叫程麗萍的女人,最近摔傷住院——那原本是與另外兩位乘客家屬帶孩子去冰場玩,戴淑琴主動去病房裏陪了她一天一夜。她騙過所有人,說她在椅子上坐著睡了。但其實在超過二十六小時裏,她一分鐘也沒合過眼,睏了就出去抽根煙。「護工一天要三四百呢」,她想幫丈夫在飛機上的程麗萍省錢,「她倆兒子上幼稚園」。這位聲音嘶啞的老人,笑著談起許多發生在自己身上糟糕的事情,但說起程麗萍,她抹起了眼淚。

他們患難與共。去年七月,十幾個農民工家屬為省下北京昂貴的住宿費,在空港中心的地板上過夜。戴淑琴決定留下,與他們共同進退。但警察並不允許,將所有人帶走了。那時是夜裏十一點,姜輝等幾個人馬上就去派出所外等著。第二天天一亮,更多的人趕來。他們一直守候到深夜。戴淑琴從派出所走出時,迎接她的,有二三十位家屬。那是漫長的一夜,幾位開車的人,分批次將所有人送回家。最後一程結束,已是夜裏兩點。

「他們進去二十四小時,我們在門口等二十四小時。他們出來的時候,第一眼看到我們在那。要不說是一個大家庭呢!」姜輝說。

長夜漫漫,他們唯有彼此。

管制            

文萬成總是顯得與衆不同。有什麽不滿他會直接說出來,但他使用「漢奸」、「廢人」這些詞卻完全不會考慮後果。他不喜歡姜輝,覺得他缺少「大將謀略」。他與大胖子葉倫也是死對頭。幾次在空港中心,他差點與其他家屬打起來。

他是那種典型的鬥爭經驗豐富的倔強老頭子,隨身攜帶著針孔攝像機,隨時拍攝。哪怕接受採訪時,也將設備對準記者。這個習慣保持五年了,緣於曾經吃過的虧。「因為中國官員說話不管事,你必須把他拿住了。遇上推諉扯皮、野蠻,你到了關鍵時候,在他面前一放,就老實了。」山東老家的幹部們都害怕他。這樣的針孔攝像機,他有四五台。

他有強硬的時候。空港中心成立前,政府下發了文件,承諾屆時會有六個部門的人到場負責。後來,他真拿著那份文件,一一核對。「就是今天咱們先不幹別的,我們先對一下人數?」政府方面很尷尬,相關負責人並不在場。

每當問及職業時,他都說是掏糞工。當然,這只是部分的真實,八十年代他幹過兩年,但他願意強調這一點。他還會說起他做過乞丐的經歷。他說這些話的時候,充滿了理直氣壯,似乎這些卑微的過往,證明了他骨子裏的頑強。

這個做過掏糞工與乞丐的老人,終於將他的獨子培養為研究生,繼而是優秀的職業經理人,他一家也從貧民區搬入中產社區,接下來還準備裝修別墅,當一切即將圓滿之時,他的兒子上了那架飛機,離家那天,他們甚至沒有好好告別(「我兒子經常出差,我沒拿它當回事」),這一切難道不足以讓一個父親傷心欲絕嗎?至少表面上看起來,並非如此。他是採訪中唯一壓根沒有提及自己痛苦的人。

去年四月五日,一位記者採訪他到了夜裏一兩點,拖著不走,最後對方忍不住了問他,你不知道今天是什麽日子嗎?「清明節和我有什麽關係?我兒子沒死啊!」他感到莫名其妙。後來記者哭了起來,說想起了自己逝去的父親,他還反過來安慰了一番。

他似乎是用言行踐行他的信念。「因為理解不一樣,不是我說活著就活著,你說死了就死了,關鍵是證據,我需要理性地對事件,到底誰在隱瞞。」

在文萬成的講述中,他在事發第一天就保持了冷靜。每天早上打開電腦看新聞是他的習慣,他一向最關注南海、東海問題,那天的新聞頭條是兒子登上的飛機。當家人亂作一團時,他卻認為,「這是很正常的劫持事件,看看後面怎麽攤牌,是要錢還是換人。」

但在泰國灣耗時一週多的錯誤搜救、馬來西亞軍方錯失MH370折返的雷達信號等消息證實後,疑竇叢生。就像發生在其他家屬身上的一樣,他也逐漸相信陰謀論:「駕駛員為了自殺,不會搞得這麽複雜。」作為一個業餘軍事愛好者,他在東海、南海問題上的信息儲備,為他的猜想做下鋪墊,「它涉及戰略滲透,中國政府把南海搜了一個遍,對馬六甲海峽、南印度洋,原來軍用飛機無法進入的地方,現在可以名正言順的進去了」。

他曾聯繫航空領域律師張起淮,希望集體簽約後啓動法律手段將一些謎團打開。但後來因為姜輝等人的顧慮,最終沒有促成。他覺得家屬們去空港中心是盲目的,是走錯了方向。但為什麽他自己也常常去?他愣了一下,解釋說:「去的目的和其他家屬不一樣,我是為了記錄。中國政府表裏不一,愚弄我們家屬。」

從去年三月九日抵達麗都酒店那天起,文萬成就開始了他的秘密拍攝。他視這些視頻為珍貴的史料,按照日期與內容做了分類。他對其他人的激動情緒持譏諷態度:「我兒子找到了的話,讓他看看,當初找你的時候,這些人齜牙咧嘴的叫喚。」

他說事發頭幾個月,他沒哭過,「第一次正兒八經地哭,是七八月份」。

那段時期,他住在北京的賓館裏。維穩人員就在他隔壁長期住著。他感到手機也被監控了,一旦確定了採訪,警察總能知道,及時阻止採訪。有時候,他只有帶記者從消防通道上來,像打游擊戰。房裏的抽屜趁他不在時被翻過,他的證據是,出門前拍過照。

那一次,他終於哭了。「我感覺委屈。我就是來找兒子,警察把我們按上訪戶來對待。」

中國的維穩體系強大且縝密。每一個家屬都有被政府人員盯梢的經歷,有的時候,五個來自不同部門彼此不認識的人會同時出現。而具體的處理手法,因人而異。有些官員,說的話近乎威脅:「不許去北京,你去的話我官兒就丟了。」有時候,他們又會故意釋放錯誤信息,比如安徽的一位家屬買好火車票打算赴京抗議馬方宣布飛機失事,臨上火車前,政府的人告訴他,北京的家屬都已經散掉了,導致他退票,耽誤了一週赴京。

除了去年七月的空港中心留宿事件之外,因為公共場所打橫幅或者過激表現,都有家屬因此進了派出所。有一對父女因為管理家屬群體社交網路的公共賬號,而被警方上門帶走詢問。帶來的恐慌是,那個賬號停止更新了近兩個月。

禁止採訪            

宣傳系統的限制也存在著,而禁令隨著週年的臨近而越發嚴格。在亞洲週刊二月初為期一週的採訪中,見證至少有四家媒體臨時取消專訪。《時尚雜誌》通常游離傳統規管領域之外,但《GQ雜誌》三月刊一篇關於馬航的長篇報道被撤了稿。禁令甚至波及到了張起淮——文萬成委託過的那位律師身上,北京的《新京報》接到禁令,不能出現他的名字,導致該報撤掉了復興航空空難後對張起淮的採訪││那明明是毫不相干的另一起事件。

名義上的家委會早已不再運作了。早在從麗都酒店遣散時,有政府官員在會上向家屬代表說,「家委會從此不存在了,以後一切的決定都是非法決定」。一些家屬還收到了短信警告:「家委會是非法組織。」

或許,以上種種不過是維穩的常態,但在一些家屬眼裏,這些收緊的管制進一步證實了陰謀論的猜測。

等待            

這一年,姜輝感覺自己明顯老了,臉上出現了很多奇怪的斑,頭髮也白了。他也知道身體出了問題,但仍然每晚三、四點鐘才睡覺:「不耗那麽晚,不弄得精疲力竭,睡不著。」

他曾是公司裏的銷售業務骨幹,但這一年,他的業績表出現了拋物線。「我常想,如果我不工作了,我不掙錢了,能把這個事情搞清楚,甚至把人找回來,才是一輩子最值得去做的。原來老覺得就是做了一個多大的單,多有成就感,現在我覺得這個事情要能做好了,人沒白活。」家委會原有的成員,有些人在外地,有些則選擇了淡出,姜輝成了付出最多的那一個。

他用力維繫著這個團體的團結,盡量避免最小的爭議,就像在麗都飯店時,大多數家屬排斥媒體,姜輝對媒體持開放態度,但為了考慮他人感受,他只會偷偷摸摸地見記者。像一塊溫潤的玉,他從不和任何人爭吵,談到文萬成,他也會說:「我理解他的初衷。」

時光膠囊            

他佩服文萬成的勇敢,說自己則像一隻把頭扎在土裏的鴕鳥。事發至今,他沒有再步入過母親的房間。他不敢看母親的照片,不敢收拾母親的證件。對他而言,那個房間是封存著過往記憶的時光膠囊,能夠重啓的,只有母親本人。

他從未和四歲的兒子說起過這件事。但有一天,孩子突然問他,奶奶什麽時候回來。他一下子崩潰了,躲到廚房裏哭起來。「我覺得很無助,不知道該怎麽處理。」

那位總念叨著外孫的老人張偲親,感覺這一年特別快,「回想一下什麽進展也沒有」,他停了一下,補充道:「過得慢,但感覺快。」

每週一次,他和老伴兒都會去女兒家待上兩三個小時,收拾那間空屋子。「掃掃地、洗一洗、透透氣,把電器給預熱一下。」僅此而已,他想著等女兒回來了,還得住呢。屋裏的奶瓶、小床,一點沒動,都是原樣。

去年五月,查詢航空保險時,曾代理女兒買機票的人在電話那端跟他聊起來,對方首先確認了他對飛機上的人都活著的堅信,繼而告訴他,事發後多次撥打他女兒的手機,在三月十日曾撥通過,響了三聲。這個爆炸性的信息從此時常在他腦中旋轉,有沒有可能撥錯電話了?不可能啊。既然打了好多次,肯定是回撥,不會按十一個號碼啊。那怎麽通了呢?不過,他再也沒有繼續問過那個人。

他說他從來沒有夢到過女兒。他因此感覺,人肯定在,要不怎麽一點夢都沒有呢。其他親戚倒是都有夢到過,都是關於歸來的夢,沒人說過不好的夢。

他有著三十多年的黨齡,「從小就是共產黨好、毛主席好,文化大革命時,一放音樂就跟著鼓點走」。但這位共產黨員,主動講起怪力亂神的故事,關於一個得了怪病治不好的小孩,最終通過神婆的施法驅逐了體內的邪魔。

那故事冗長,他慢條斯理地講了許多的細節,但其中最荒誕的部分在於,神婆將小孩子的肚痛,歸咎於一個車禍而死的亡魂附體,車正是從肚子上壓過去的。「那個小孩是我的侄女。」他最後說:「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多年前他就聽過故事,從未在意。而現在,他選擇相信——因為那個神婆還活著,最近又算了一卦,關於他的女兒。

安徽人張建義錯過了女兒的最後一個電話。女兒一家去馬來西亞旅遊時打來電話,當時他在樓頂的自家菜園澆水,沒帶手機。

他喜歡自己的小縣城,從來都不喜歡快節奏的北京。女兒來京讀大學、定居的十幾年裏,總是邀請他來北京住,他只來過兩次,其中一次還是為了把老家帶了幾個月的外孫女送回來。但去年五月,他在北京城郊住下了,一口氣租了一年房子。從那時起,他恢復了記日記的習慣。日記已經寫了厚厚的三本,「生命不息,尋親不止」,是最常出現的一句話。

他從來不是重男輕女的人。他太愛女兒了,說起女兒剛出生時:「我們生活還不是太富裕,都沒有爐子,女兒的尿布我都是放在腰裏頭給她暖熱的。」

老伴兒天天睡不著覺,出現了幻聽,老是聽見女兒的聲音。去醫院一查,兩人都確診重度抑鬱。年輕時候,他當過十一年的曠工,現在他覺得,自己彷彿又重新回到了那個暗無天日的地下洞穴裏。

如果不往空港中心跑,他就悶在出租房裏,研究馬航相關的資料,已經積累了一箱子了。有時候,他癡癡地坐在床頭,看貼在牆上的那張世界地圖,琢磨飛機的航線。

他假裝女兒還在身邊。十月三十一日是女兒生日,他和老伴兒去了女兒的丈母娘家——對方的老頭兒也去世了,三位老人給不在場的人過生日。炒了十幾個菜,還弄了烤鴨,但最後沒怎麽吃,「都哭得不行了」。

生日禮物是純金的轉運珠,是他去北京商場裏花了幾千塊錢買的。老伴兒代為戴著。他說,女兒運氣不好,要幫她轉轉運。女兒三十二歲了,但永遠在父親眼裏是小女孩兒。父親相信:「小女孩兒出去玩去了,被拐了,暫時回不來。」

信仰            

馬來西亞在去年六月曾提出按每位乘客五萬美元向家屬發放預付賠償,目前只有七位乘客的家屬領取。按照蒙特利爾航空公約,賠償的前提是飛機失事造成傷亡,而多數家屬們抱有一種樸素的觀點,領取賠償——不管它是不是以預付的名義,都意味著承認了飛機失事,這與他們的信念發生了矛盾。

對於家屬們而言,迪戈加西亞島,或者是另外的某個島嶼,是一個由不對稱的信息、新聞疑點、陰謀論與美好願景融合而來的存在。小島是希望,也是尋求真相的動力;小島是安慰,也是黑暗生活裏的喘息之機;小島是停不下來的冥想,也是夜以繼日的癡迷。小島是懸而未決的審判。親人被關押在島上,圍繞著這一核心信念,所有的信息重新排列。

去年八月初,四名失聯客機的華裔乘客的銀行賬戶存款被人盜提。張建義分析,這其實是家屬在對外釋放的資訊。「他們還活著,把這些銀行卡給看守人員了,我把這個錢給你取去吧。」

戴淑琴一度覺得中國的電視台不對勁兒。「突然就沒了,有沒有可能是一種特異現象?只是可能?為什麽電視台連討論都不討論啊?大氣層裏有一股野流,把這飛機捲走了,永遠找不著,那麽多飛機呢,弄不好再弄沒一個怎麽辦呀?你看電視台多肅靜。」她想不通:「它不說,一定有不說的道理。」

張偲親總是說,「人肯定在」,但什麽時候回來以及怎麽回來,不是他該考慮的問題,是劫機者該考慮的問題。他雖然嘴上這麽說,但又難免提起那些細節:「飛機上走的時候還有懷孕三四個月的,去年十一月份生孩子。有一個七十九歲的老人,能堅持多長時間?穿著、飲食……肯定涉及到很多的問題。」

希望            

很多家屬甚至覺得,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新年致辭中那句「馬航MH370航班失蹤,一百五十多名同胞下落不明,我們沒有忘記他們,我們一定要持續努力、想方設法找到他們」,意有所指,可能暗示將通過外交手段解決。

而某些頗為可疑的信息,也被許多老人真誠地相信了。一個住在順義的叫張永利的家屬曾表示,有自稱外交部談判專家的人向他透露,乘客在農曆新年前肯定會回來,「不會讓你們早知道,頂多讓你們提前一個小時知道,到時候上什麽什麽賓館去見就完了,不會大張旗鼓」。但關於那個人的身份信息,張永利說他不讓說。聽到消息的人都覺得特興奮,他們沒顧得上想這種提前透露的目的是什麽,有沒有可信度。

很多家屬因此疏遠了媒體,「我的孩子快回來了,我沒必要再什麽找記者呀,沒必要招惹政府了。省得孩子回來以後被政府整。」一月三日,一家外媒想拍戴淑琴和大家吃飯的鏡頭,她做了大桌餃子,但邀請的家屬只來了一個。

在一月二十九日馬方宣布飛機失事之後,很多家屬情感上無法接受,他們認為這場宣布得到了中國的許可。但葉倫又提出了一個新的假設,「你不是宣布這人死了,它為了打你的國家的臉,有可能把人放回來。管是哪個國家在養著,如果你中國不宣布,它那老養著,也是一負擔。」戴淑琴和他聊了一會,本來是認同他的,但又覺得有點牽強:「可是它達到什麽目的了,只不過就給中國一大嘴巴,他幹什麽事都是有目的對吧?」

感性支柱            

姜輝承認,對於一個過於樂觀的假設,即使他內心認為不可能,也不會指出來。「這個感性支柱是他們生活的唯一動力。沒有任何理由去刺激它,去破滅它。」

然而,所有這些都沒有律師張起淮的一段講述讓人震撼。他提到了文萬成,那個倔強得像石頭一樣的山東老人,那位宣稱幾個月裏沒哭過的父親。

「他非常不容易,身體有殘疾,現在就靠殘疾補償金,原來為了培養這個兒子下了很大功夫。老人心裏的痛苦你是不知道的。我們推心置腹地說話,他都是流著淚的。他說張律師,(我)兒子可能不在了。我只能跟你說,跟任何家(屬)都沒說。」

「因為我從來沒有給過他活著這樣簡單的不負責任的話,他才會跟我說。我覺得文老還是非常客觀的。他有準備,但是也不往那兒想,誰要是說他,他就反對透了,但是他也不得不想。他什麽都沒怕過,他這個人很堅強,你不要看他表面上說沒有痛苦,內心哇哇地哭……」

二零一五年春節前,文萬成開始了新的征程,帶二十幾位家屬去了馬來西亞。他們說,要在離親人最近的地方過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