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曾說:“曆史應該為朱鎔基總理記下精彩的一筆,因為他對於全球的政治、經濟都具有非凡的影響力,特別是現在,他對中國金融系統的深刻影響正日益顯現出來。”這個出自2013年底的評價,讓人們在當下中國的“牛市”中,不禁回想起曾經在股市上屢有“壯舉”的朱總理。


早在1998年,9月號的美國《全球財金》雜志評選當年對世界金融最具影響力人士,朱鎔基名列第二。後來,美籍“中國通”、《朱鎔基傳》的作者龍安志說,朱鎔基在金融領域所作的貢獻,應該獲得諾貝爾獎。他所說的貢獻,自然包括朱鎔基在創建和管理中國股市中曾發揮的巨大作用。


       

1999年4月12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訪美期間為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主持了當天的開盤儀式,隨後獲贈一件印有拚音“朱”的交易員夾克。        

“光靠財政不行,要意識到金融的重要性”        


時光回溯到1988年,此時距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已逾10年。在廣東、福建的經濟特區飛速發展的同時,有著“東方明珠”之稱的上海卻陷入了困境。計劃經濟時期,上海作為中國經濟的火車頭,長期享受著國家統配的廉價原材料。改革開放之後,各地區有了自主權,原材料價格大漲,上海無法繼續享受低廉的價格。由於生產成本的上升,1985年到1987年間,上海市的年財政收入由181億元跌至165億元,到了1988年,財政收入預計僅為153億元,頹勢依舊。


朱鎔基就是在這種局面下來到上海的。1987年底,中央決定朱鎔基任上海市委副書記,並提名為上海市市長人選。1988年2月6日,他正式到上海工作,當天下午,他就去財政局聽了彙報。後來,朱鎔基回憶起這段往事時說:“要是不會理財,市長沒法當,首先得把財政情況弄清楚了。”1988年4月,朱鎔基當選上海市市長,此時,他對上海的財政情況已經十分清楚:一方面,財政收不上來,政府資金困難;另一方面,為了產業轉型、改善城市面貌,財政支出卻在加大。朱鎔基深感責任重大,他在一次會議上說:“我沒有在地方工作過,一直坐在北京。所以到了上海以後,這幾個月的白頭發比什麼時候都多。”“上海不同於其他地方,不采取一點深化改革的措施,怎麼搞得下去啊!我現在是一天一天感到捉襟見肘啊!這兩年政府的虧損補貼直線上升……搞不下去了。”


在現實壓力下,朱鎔基意識到了金融的作用:“光靠財政還是不行,越來越意識到金融的重要性,差不多每天都碰到這個問題。”


當時,隨著改革進程的推進,“股份製”“股票”漸漸成為金融領域的熱詞。然而,對那時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說,股份製和股票依然是陌生事物。1988年,《中國青年報》頭版頭條以《複旦大學出現謝百三熱》為題,報道了當時研究股份製改革的領軍人物、複旦大學的青年教師謝百三。那年7月10日,謝百三的宿舍門上貼了一張字條,上面寫著:“謝百三老師:市政府辦公廳來電話,朱鎔基市長要聽你講課,關於當前的經濟熱點等。時間:7月13日下午1:00,地點:福州路30號門。”謝百三看到字條愣住了,再三思量後,他決定去講講當時中國經濟改革的兩件大事——物價改革和所有製改革。


7月13日下午,謝百三準時出現在上海市政府的一個會議室里。半個小時後,朱鎔基來了。他向前來聽課的上海市各經濟部門的領導介紹說:“今天,我請來了複旦大學的青年教師謝百三上課,談談當前的經濟熱點問題,他很有名,很多報紙報道過他。”講課的第一個小時,謝百三主要講了中國的物價改革以及銀行在其中的作用。朱鎔基很少插話,非常認真地聽著,偶爾會說“你講下去”。在後一個小時中,謝百三說到了中國的所有製改革,也就是國企改革4種形式,其中涉及到股份製、股市、股票的大量內容,朱鎔基對此非常感興趣。“談到股份製時,朱市長眼中閃著光芒,不斷插話、問問題。”謝百三後來回憶說。聽到股份製改革的內容,朱鎔基擔心地問:“這麼搞,國有資產會不會流失?”謝百三回答說:“決不會的,淨資產1元,往往可以賣到5元到10元。”在謝百三的記憶中,朱鎔基以近乎挑剔的方式與他討論國有企業股份製改革的事,顯然對此非常重視。

籌建上交所,“出了事,我和劉鴻儒負責”        


要搞股份製改革,就要發行股票,就得有個證券交易所。其實,早在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之後,國務院就成立了金融體製改革研究小組,劉鴻儒任組長。該小組提交的有關金融體製改革的方案,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建立證券交易所:“允許企業用發行股票、債券的方式直接融資。在經濟特區試辦證券交易所,取得經驗後再向大中城市逐步推廣。”


1984年11月,上海飛樂電聲總廠就成立了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面向社會公開發行每股面值50元的股票,改革開放後的第一隻股票在上海誕生了。1986年8月,沈陽市信托投資公司開辦交易窗口,代客買賣股票和企業債券,開啟了建立股票、債券二級市場的發展之路,成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同年9月,上海工商銀行信托投資公司靜安區證券業務部也開始證券櫃台交易。1987年,國務院還專門發布《企業債券管理暫行條例》,加強規範管理。到了1988年,中國人民銀行召開證券市場座談會,決定組建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小組。隨後,籌辦證券交易所在全國各地提上了日程。但是由於各地情況不同,又沒有經驗可循,創立證券交易所的事情大都限於論證之中。


       

1984年,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向社會公開發行的第一隻股票。        


1989年,有關證券交易所的討論越來越熱,朱鎔基在上海市長任上也已經一年多了,對於金融的重要性體會越來越深:“金融的問題確實重要,要把企業搞活,首先要把金融搞活。”當時,上海正在籌劃開發浦東,開發預算高達幾千億元,對於上海財政而言,這是一個無法想象的天文數字。這更堅定了朱鎔基創辦證券交易所,向全國融資的想法。為此,上海出台了《上海證券交易管理辦法》以及12個證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辦法,為證券交易市場的建立奠定了法律基礎。


到了年底,已經身兼上海市委書記、市長的朱鎔基在上海市委小禮堂就如何深化上海金融體製改革舉行市委常委擴大會議。會議邀請了許多金融界專家,其中包括時任交通銀行董事長李祥瑞、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行長龔浩成等人,劉鴻儒也受邀專程從北京來到上海參加會議。


會上,面對各方疑慮,朱鎔基堅定地說:“真出了事我和劉鴻儒負責,你們二位在第二線呢,不用害怕。”最後,在朱鎔基的堅持下,成立了籌建上海證券交易所(以下簡稱上交所)的三人小組,由李祥瑞任組長,龔浩成和時任上海市體改辦主任的賀鎬聖為組員。


三人小組的成立在當時意義非凡。多年之後,幾位當事人提起這段往事時,龔浩成問朱鎔基:“你當時怎麼有膽量拍這個板?”朱鎔基坦言,自己曾當面向鄧小平彙報過:“小平同志,我們想建立上海證券交易所。”鄧小平當時說:“好啊,你們干嘛。”

“請抓緊一些,可否力爭今年開業”        


三人小組成立之後,創建上交所進入了實際性操作階段。根據當時的安排,香港貿發局主席鄧蓮如將在1990年12月率領一個大型貿易代表團訪問上海,所以,初步計劃是上交所爭取在那時開業。朱鎔基專門把香港證監會主席利國偉請到上海,商議上交所的籌備工作。利國偉聽了朱鎔基的想法後驚奇地說:“朱市長,證券交易所可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啊!”朱鎔基說:“利先生,我們今天不談政治問題,隻說交易所的技術問題。”


到了1990年初,三人小組根據籌備進展的情況,建議1990年實現交易所試運行,1991年四五月間正式開業。但朱鎔基要求加快籌備進度,還批示“請抓緊一些,可否力爭今年開業”。


1990年上半年,朱鎔基出訪美國、新加坡等地,最後一站到了香港。盡管上交所的籌建工作進展沒有預期中的快,他還是在香港向記者們表達了決心:“上海證券交易所將在年內宣告成立。”朱鎔基的這番話迅速登上全世界媒體的頭條,外媒紛紛評論說,“這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的目標不會變”,“上海證券市場及金融發展將矗立起一塊新的里程碑”。


這個消息傳回上海,急壞了三人小組:上交所八字還沒一撇,光是新房子的裝修就得幾個月,怎麼可能年內開業?但他們也明白,朱鎔基的話等於下了死命令:“年內必須完成。”1990年7月,為了按期開業,三人小組任命當時隻有35歲、衝勁十足的尉文淵出任籌備小組組長。此時,他們隻有5個月時間了。


給三人小組下了死命令,朱鎔基自己也沒當甩手掌櫃。他不僅經常半夜來電話,督促籌備工作,還特批上海財經大學畢業生去美國參觀學習,為上交所如期開業培訓人才。他還親自加批了幾百部電話給上交所,並支持上交所采取電腦交易,這在當時國際上也處於領先地位,奠定了上交所的技術優勢。


1990年11月26日,經國務院授權,由中國人民銀行批準建立的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成立。當天,在一個小賓館里,上交所成立大會召開,尉文淵被任命為上交所的首任總經理。事後,新華社非常謹慎地報道了這一消息,卻轟動了國內外。12月19日上午11點,中國證券市場迎來了曆史性的一刻——朱鎔基宣布,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開業。隨著一聲開市鑼的敲響,台下的賓客們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其中就包括率團來訪的香港貿發局主席鄧蓮如。


       

1984年,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向社會公開發行的第一隻股票。        


此後,朱鎔基更加密切關注股市。據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朱鎔基在辦公室里安排了幾台專用電腦,實時顯示著世界幾大股市的交易行情,有時候半夜他還會起來看看美國華爾街股市。


值得一提的是,幾乎與上海同時,1988年5月,時任深圳市委書記、市長的李灝在國外考察後決定成立深圳證券交易所(以下簡稱深交所)。當上交所成立時,深交所已經開始了試營業。但中央希望先批準上海開業試試,然後深圳再正式開業。所以當時流行一句話:“上海開業先試試,深圳試試再開業。”當上交所運行幾個月後,1991年7月3日,深交所才正式開業。從這個角度來看,朱鎔基可以稱得上中國股市的先行者之一。

3次救市,“不是牛市,不是熊市,是朱市”        


有人評價朱鎔基對於股市的態度是:漲得太高了,他要打壓,擠泡沫;跌得太低了,他要救股市。從朱鎔基1991年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到2003年卸去國務院總理之職,12年間,有3次比較明顯的股市波動,都在他的努力下回歸平穩,沒有引發大的震蕩。


1992年,中國股市從5月的1429點一路跌向11月的386點。這年9月,謝百三給黨中央寫了一封信,信中彙報了滬深股市暴跌的情況,還提到一個事例。上海二紡機廠的8名女工將幾萬元存款拿出來成立了一個小基金。二紡機廠的總經理黃觀對她們說:“買點二紡機的股票,退休時就能買輛18萬的桑塔納轎車。”在黃觀的建議下,8名女工都買了二紡機的股票,結果股價從25元跌到了4元,她們都急哭了。這8名女工的遭遇,連同滬深兩地新入市的200萬股民的訴求,給監管層上了沉重的一課。


朱鎔基見信後,立刻過問此事。在去英國訪問前,他還給證監會和上交所的領導打電話,要他們一定穩住股市,不能再跌了。證監會和上交所有關同志很快布置救市,提出讓二紡機等所有上市公司拿出募得資金的10%,買回自己的股票,回購托市。此外,他們還組織本地和外地券商入市,讓楊懷定等股市名人帶頭買股票,又鼓勵深圳股民在上海買股票,並放慢新股上市速度。多管齊下,讓1992年的股市下跌勢頭得到遏製。


1993年,中國經濟衝向新一輪高峰,全國基建投資猛升,貨幣投放增發同比高達34%,同時社會總需求強力擴張,拉動了通貨膨脹。到了春夏之交,金融混亂達到頂點。


當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頒發了轟動全國的“十六條”,整治金融亂象。同時,中央任命朱鎔基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他約法三章:一、清理違章拆借;二、不得競相提高利率、不得收取貸款回扣;三、銀行不得向自辦實體注資,自辦實體和銀行脫鉤。此外,他還采取鐵腕手段,命令屬下的行長們在40天內收回計劃外的全部貸款和拆借資金。“逾期收不回來,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來,就要嚴懲不貸。”在如此嚴厲的措施下,到7月底,拆借的資金收回來332億元,還增加了405億元的儲蓄,一片混亂的股市回歸平穩。然而,第二年7月,上證指數又出現了暴跌。朱鎔基接到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報告後,立即布置救市,采取了“半年之內不發新股,對信用良好的機構給以銀行融資,組織養老基金入市”三大措施。同年,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相繼成立。這些銀行由政府投資設立,不以營利為目的,對於股市穩定起到積極作用。這一輪股市波動就此止住。


如果說1992年和1993年前後的股市波動更多地是由國內因素導致,那1999年的股市波動則受到國際因素的影響,調整的難度也更大。


1997年夏天,亞洲金融風暴席卷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國家,亞洲經濟出現危機。自1997年5月到1999年3月,滬深股市都是弱勢調整,股指越走越低,金融機構和散戶們經曆了難熬的“熊市”。


1999年4月,朱鎔基在美國紐約訪問期間,特地參觀了納斯達克證交所,並為當天的股市開盤。回國後,朱鎔基就股市的發展提出了8點意見,其中包括要求基金入市,降低印花稅,允許商業銀行為證券融資等。此外,他還指示盡快製訂和頒布上市公司管理條例。5月18日,證監會向八大證券公司傳達了朱鎔基的8點意見,研究了落實政策。第二天,中國股市立即上漲。6月15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標題為 《堅定信心,規範發展》,指出“調整兩年之久的中國股市開始出現了較大的上升行情……近期股市反映了宏觀經濟發展的實際狀況和市場運行的內在要求,是正常的恢複性上升。”文章還強調,證券市場的良好局面來之不易,各方面都要倍加珍惜。此文發表後,股市再次出現大漲,從6月15日的1387點激活,6月30日最高達到1756點。


       

1999年4月13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美國紐約納斯達克證交所的留言簿上留言。        


6月28日,全國證券監督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強調,要充分認識證券市場的作用,努力做好規範和發展工作。7月1日,中國證券市場的第一部大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正式實施,這標志著中國證券市場終於有法可依,走上了正常的發展道路。與此同時,朱鎔基發出了豪言,“中央已經下決心,要堅定不移建立一個永遠告別權力與腐敗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進一步重振了市場信心,促進了股市的平穩行進。


朱鎔基在國務院工作的這段時間里,股市走勢受到宏觀政策的影響很大,而此時的政策製定者正是朱鎔基。因此,市場中有人戲稱:“現在的股市既不是牛市,也不是熊市,而是朱市。”這段話後來傳到了朱鎔基耳朵里,並被他“笑納”了。在一個公開場合,朱鎔基親口用調侃的語氣複述了這段話,引發了全場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