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信息封閉下溥儀的悲劇人生













溥儀攝於1931年。資料圖





由群眾出版社新版的溥儀所著《我的前半生》,刊出了以前被刪去的溥儀的打油詩:





自由誠可貴,





面子價更高,





若為性命故,





二者皆可拋。


這首打油詩戲擬的,是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名詩,原文是:『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如果溥儀能夠熟讀這首詩,他還會有帝王思想嗎?我們度過了激情的歲月,對這首詩已經冷淡了,何況遠離激情的溥儀?





如果按照我們對自由的理解,是一個個性的解放,那末,溥儀的前半生始終是不自由的,他一直是在社會信息被封閉的環境下度過。加上他幼年極端片面的帝王教育,構成了他的畸形人生。





溥儀的前半生可以歸結為三步曲:『我是皇帝,我要復闢』、『我是傀儡,我要保命』、『我是罪犯,我要改造』。他的一生都只能在別人的支配下生活,這是他作為一個末代皇帝的悲劇。作為一個生靈,是他所處的環境毀了他的人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





溥儀說他『度過了人世間最荒謬的少年時代』。從《我的前半生》中,我們看到清王朝中後期帝王、貴族教育的失敗。溥儀從小沒有母愛,沒有父愛,卻受著帝王權威的尊崇。年老迂腐的師傅的教育,完全背離了兒童的天性,而且,在事實上他又要受到那麼多人的管教,養成了他畸形的心理。封閉的教育,使他完全脫離了社會,甚至沒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他『沒學過加減乘除,更不知聲光化電』,『由於讀書和生活兩方面的限制,我到中年以後的常識之不足,常常引起別人的驚奇』。滿族親貴所受的教育也好不到哪兒去。先輩馬上打天下的騎射傳統,到了他這一代,早已蕩然無存,他甚至沒有受到基本的男子漢教育。書中記述他的妹夫康慶對他的建議:『臨歸國前,我曾向他獻策,叫他不要怕死膽怯,應堂堂宣布自己是為了恢復祖業,不幸一切不能如願,反為日寇利用,應慷慨就死以謝國人。』懷著復闢夢的溥儀,連殉國的教育都沒有接受過,缺乏起碼的男子漢氣概。所謂『臥薪嘗膽』、『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種種說教,完全是一句空話,沒有實踐的基礎。





應該說,清王朝的帝室傳統,在歷代帝王中還是比較好的。尚武的傳統,到嘉慶以後纔漸漸消失,但勤政的傳統還依然存在。盡管如此,由於深宮教育的失敗,只有從基層進入內宮的女性慈禧纔顯示出一定的政治活力,統治了晚清近半個世紀。溥儀及其周邊的皇族親貴,一個個庸懦無能,這個王朝的覆滅也就無法避免。但溥儀在師傅們的強烈灌輸下,充滿著完全不現實的復闢夢想。所謂眼高手低、志大纔疏一類字眼,用在溥儀身上都覺得詞不達意。





溥儀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得不到正常的社會信息。他對社會的認識是被扭曲的。他一方面被尊為皇上,接受復闢思想的灌輸,一方面他得不到應付危機的教育。書中說,『當時世續和王爺根本不和我談這類的事情,要談也要經過師傅。』向溥儀封鎖消息,只提供片面的信息,是他周圍一群人的習慣手法。他得到的信息是『老百姓思念皇上,反對共和』。甚至在他長大,已經到了可以獨立思考的年齡,新文化運動已經廣為傳播,他自己也可以與社會直接、間接接觸時,他的成見也已經養成,收到的信息仍然是『人心思舊』。盡管他訂閱了二十多種報紙,他的信息處理能力顯然是極為低下的。


作為一個年輕人,自然有年輕人的沖動和朝氣,但他周圍的氣氛太陳腐了,根本不可能讓他跟上時代的步伐。1924-1925年間,他避居日本公使館時,正逢二十壽期,曾發表聲明說:『有人建議勸餘運動外交,出為乾涉,餘至死不從,餘決不能假借外人勢力乾涉中國內政。』但事實上,他一直懷抱『恢復祖業』的野心,把國家看成愛新覺羅氏家族的私產,完全沒有正視在社會上發育起來的現代國家觀念。『在我的前半生中,「祖國」這個字眼從來沒有引起過我的什麼感觸。』對於社會上正在傳播的馬克思主義,當然更是毫無所知。他無從進行獨立的價值選擇。





事實上,溥儀在成人之後,由於他少年時代教育的謬誤,他並沒有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他在偷渡前往東北以前,雖然被周邊的人尊為皇上,但也一直是周邊那些人物為了實現自己目的的道具而已。他們並不希望他具有乾綱獨斷的纔華。盡管他也有了『自己的情報工作』,以他的組織纔乾,自然難有效率。他不能不受到周邊人的愚弄。偷渡到東北後,溥儀集團與日本人的談判,溥儀本人完全是個被人操弄的木偶。鄭孝胥和羅振玉的口氣是這樣的:『皇上天威,不宜出頭露面,一切宜由臣子們去辦,待為臣子的辦好,到時候皇上自然就會順理成章地面南受賀。』所以,當面臨復雜局面的時候,受到信息封鎖的溥儀,『這還是我第一次離開我的師傅,在沒有師傅指點的情形下……找神仙幫忙解答問題。』他從師傅們那裡,沒有學到先祖們的一點智慧和勇氣。他成為日本人的傀儡也就成為定局:『鄭垂向板垣言:「皇上是一張白紙,由你們軍部愛怎麼樣畫均可」。』





溥儀周邊的人,還只能弄點欺君罔上的小伎倆。而日本人,對於溥儀,則是直接的暴力控制。溥儀當了『滿洲國』執政之後,『從那次游公園被搜索回去之後,除了經過日本人安排好的以外,我再也沒出過一次大門。』『我就發現這些人,包括總長們根本沒有人向我請示什麼「公事」,只不過和我閑聊天。當我向他們問起的時候,他們總是說:「次長辦著了。」次長就是日本人,他們是向來不找我的。』『藏在吉岡心底的隱懮,我漸漸地從收音機裡越聽越明白。日軍在各個戰場失利的消息越來越多,報紙上的「赫赫戰果」、「堂堂入城」的協和語標題,逐漸被「玉碎」字樣代替。物質匱乏情況嚴重,我在封鎖重重中也能覺察出來……因為怕我知道軍隊供應質量低劣,關東軍司令官特地展覽了一次軍用口糧請我去參觀;因為怕我相信從收音機聽到的海外廣播,送來宣傳日軍戰績的影片給我放映。』『反映人民力量的盟國軍力,我知道得也模模糊糊,我只能從日本這方面看出四面受敵的形勢。』日本人對溥儀實施了嚴格的信息封鎖。溥儀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時時為生命安全恐懼,得了神經官能癥。他只能在自己的宮內作威作福,對日本人惟命是從。他對戰局的發展一無所知。他對國際形勢、世界形勢的發展,更無從判斷。他在信息封閉之下,只能是越來越愚昧。





在這樣的信息封鎖之下,溥儀根本就不知道盟軍的政策,也不知道國民黨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為此,他在戰後的輾轉之間,為了保命就鬧出了許多笑話。從《我的前半生》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實例,信息閉塞是如何使人變得愚昧可笑的。





溥儀從蘇聯引渡回國以後,他作為戰犯,沒有了人身自由,當然只能接受強迫改造,他受到的信息封閉是罪有應得。這和以前他受到的信息封閉在性質上是根本不同的,但對一個人思維的影響是同樣重要的。書中說道:『到了哈爾濱不久,突然停發了報紙……原來現在正鎮壓反革命,所方向我們封鎖了消息。』『認罪開始前,報紙停發了』。這一切都曾引發了恐懼心理。強迫教育與人性化管理,最終使溥儀認識到作為末代皇帝所犯下的罪惡,也使溥儀的人生經歷,完成了從皇上的虛榮到平民獨立生活的大轉變。但他是否具備了現代國民獨立思考的能力?仍然是值得懷疑的。《我的前半生》及《我的前半生》,對於廣大普通讀者來說,在知識、教訓、審美、價值觀方面,是一本很好的書。但對於以求真為目的的專業歷史工作者來說,它在文史專家們的指指點點下,在捉刀人的潤色之下,或許不一定完全符合溥儀本人的思想境界。我們從書中看到革命價值觀的高度連貫一致,恐怕不是溥儀所能達到的水平。因此,作為專業歷史工作者,更願意讀讀那本質實一點的油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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