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管家回憶毛澤東晚年:主席工資404.8元








































晚年的毛澤東有位鮮為人知的管家。毛澤東時而稱他『同志』,時而稱他『我那盞不滅的燈』。這位管家姓吳名連登,江蘇鹽城人氏,陪伴著毛澤東度過了整整12個春秋,直到1976年9月將這位領袖的遺體護送到人民大會堂為止。








從天安門城樓走馬上任





1964年國慶,天安門城樓大廳。





『主席,您要找的吳連登同志來了。』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領著吳連登,向正坐在沙發上抽煙的毛澤東報告。毛澤東望望吳連登,對他笑笑說:『我們見過,就是那個鹽城人嘛!』原來,早在1960年,吳連登就由家鄉調到中央辦公廳服務處,分配在人民大會堂工作。這個19歲毛頭小伙,個頭不高、開口就笑,洋溢著窮人家孩子那種勤快和淳朴。久而久之,毛澤東也就記住了這位鹽城人。


『我請你到我家裡幫幫忙,行不行啊?』毛澤東商量的口吻很隨和。





『我……我……做得不好,要請主席……多批評。』毛澤東擺擺手:『我那裡要說事情多,有時也真的多,有時也沒有多少事情。』『我一定好好工作!』他立即保證。





吳連登到主席家『幫幫忙』的頭幾年,僅是做一些雜務:搞搞衛生,收拾收拾主席臥室的衣物啦,整理整理主席的圖書啦,再就是管理主席家惟一的雜品房,也就是吳連登稱之為的『倉庫』。





說來令人難以置信,這個『中國一號倉庫』,比今日縣委書記們的儲藏室還要寒磣。一沒金銀首飾,二沒豪華服裝,更沒有外國元首贈給毛澤東的任何一件禮品。『倉庫』裡排著幾只木櫃,裡邊放著這樣四部分物品:一是毛澤東的舊衣舊鞋舊襪和幾套供換洗的衣服;二是毛岸英的一些書籍及衣服等遺物;三是江青的一些衣物;四是一些很小的布頭、破毛巾、小球毛線等。





吳連登是1968年擔任毛家管理員的。他管理啥呢?這麼說吧,在主席家,幾乎沒有他不管的事。他要負責管理毛澤東、江青的工資及日常支出;他要負責毛澤東的衣食住行,保證安全;他要跟隨毛澤東巡視大江南北,不離左右;他要管理江青和孩子們的家務雜事……





他剛到主席家,就聽毛澤東說:『我們相互之間要稱同志。這種感情比什麼都深。』平素有事,毛澤東總是一口一個『吳連登同志』,江青則叫他『管家的』。按主席家家規,李敏、李訥等叫他『叔叔』。





主席家也曾有『整風』





吳連登初進主席家,雖說國家已度過困難時期,但日用品依然嚴格按計劃供應。別的都好湊和,就是這肥皂———吳連登每月僅有可憐巴巴的半塊,洗臉洗澡洗衣都得用,實在不夠。當然,若以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身份去搞點,別說半塊,就是10條也不費吹灰之力。可是,這是被毛澤東嚴令禁止的。





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耳聞:他身邊工作人員收了地方一些諸如水果、茶葉、絲綢等土特產。這天,他將跟隨他長征、時任江西省副省長的汪東興召上廬山,指示道:你回來吧,主管第一辦公室。你回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風!汪東興回到中南海後,對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認真進行整風。通過調查研究、批評和自我批評,摸清收受土特產問題,形成一份材料呈報毛澤東處置。





『我的話你們就是不聽,遇到暫時困難都過不去,脫離了群眾。你們統統給我滾蛋,還是回到人民群眾中去!』毛澤東大發雷霆,說到做到。不久在汪東興的主持下,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人員調整。事情到此並沒有打住。毛澤東根據那份材料統計的情況做出決定,凡是他身邊工作人員收受的土特產一律作價,從他的稿費中向有關省市退賠,共計3萬多元。工作人員們雖然沒掏腰包,但毛澤東這一有理有節有情有義的舉措,對他們乃至吳連登這些後來者的教育卻是延綿不斷的!毛主席臥室裡接見蘇聯大使





說起毛澤東的大發雷霆,還有一次也讓吳連登記憶深刻。那是在蘇聯同我國關系緊張的歲月裡,蘇聯大兵壓向阿爾巴尼亞邊境,隨時都有出兵的危險。毛澤東得知這一消息後,在臥室裡好長時間一言不發。忽然,他一臉嚴肅地叫來秘書,提出:『我要馬上見蘇聯大使。』工作人員勸主席刷刷牙、洗洗臉,換身衣服,然後到會客廳。毛澤東依然一臉嚴肅,說:『就在這兒見。』既沒刷牙也沒洗臉,更沒換衣。





後來秘書偷偷告訴大家:主席這次火可發大了!指著蘇聯大使的鼻子,毫不客氣地說:『你們不是要出兵阿爾巴尼亞嗎?歐洲離我們這裡很遠,我們不會去。但是,我們跟你們有那麼多的邊界線,去哪裡都可以,戰爭真正打起來是沒有邊界的!』結果,蘇聯沒敢對阿爾巴尼亞打一槍,很快撤了兵。





毛澤東在臥室裡接見外國人,這是惟一的一次。開始,吳連登好生不解,事後一想,這是主席他老人家對霸權主義的一種藐視!他『窮』得硬氣,誰都不怕!





主席家入不敷出難煞管家





毛主席自60年代初將工資降為3級、每月404.8元後,一直到1976年他老人家去世,一直沒有調過,主席常常捉襟見肘,入不敷出。





那麼,吳連登是怎樣將主席的工資花得盆清碗淨的呢?





平心而論,毛澤東的工資在當時是挺可觀的,可幾下裡一分就不見影兒了。黨費10元,房租水電、地毯家具80多元,這是每月必交的;每月伙食100元左右;還要負擔李敏、李訥、毛遠新及江青的姐姐李雲露的生活費,開始每人15元,慢慢加到25元,最後是30元。孩子們因事派公車,他要付車費;再加上有時招待民主人士、故舊老友及家鄉親戚的飯費、車費、住宿費、醫藥費等,就已經超過了300元。





毛澤東還有兩項花費:吸煙和喝茶。





他吸煙比較厲害。有時一天要吸兩三包熊貓牌香煙,每月煙錢至少得幾十元。這在當時是一項不小的開支。70年代初,毛澤東改抽雪茄。生產雪茄的煙葉由北京





卷煙廠選配料,用白紙和糨糊糊成一盒盒,毛澤東抽得津津有味,有時候一邊看書一邊就一根接一根地抽,一天下來要兩三包。過量地吸煙,使得晚年的毛澤東咳嗽,氣管發炎。醫生出於健康原因建議少抽或不抽煙。談何容易!這位老人畢竟抽了好幾十年啊,開始身體很不適應,就時不時地從茶幾上拿起雪茄,聞一聞,放下;又聞一聞,又放下,終於狠了狠心,將煙灰缸、火柴盒統統收起來,以驚人的毅力於1975年戒了煙。





毛澤東喝茶同樣嚇人。每個月他要喝1斤多甚至2斤多茶葉;又得從他的工資中支出30多元。





毛澤東每年還有一筆不菲的支出。早在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時任國民政府教育總長的章士釗曾借給他幾百塊銀元,資助革命事業。毛澤東謹記心間,耿耿於懷。進城後的每年春節的前兩三天,他都要親派秘書前往章府送上從個人稿費中取出的2000元,年年如此,一直堅持到章老逝世。





在吳連登的記憶中,毛澤東很少請客,偶爾為之時,幾乎是清一色的民主人士及同窗好友,沒有請過中共的各級乾部。當然,也有例外。比如在豐澤園開會到深夜,他會說:『今天會開晚了,我請大家吃飯———面條一碗。』只要聽到他發話,吳連登等頓時忙裡忙外,將一碗碗炸醬面或打鹵面端了上來。『你們吃你們的,不影響開會。』毛澤東望著眾位戰友吃著面條,接著說話。不用說,這頓面條,毛澤東會堅持在他的伙食費裡支出。





1972年,李訥生下了兒子效芝。她的工資僅有幾十元,要買柴米油鹽、要請保姆、要買奶粉,再怎麼省都不夠。其父早有規矩,孩子們參加工作,拿到工資,他就不再補貼。他的理由是:『人民給了你待遇,你就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





從來沒向父親伸過手要錢的她束手無策了,只好找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求助。張耀祠覺得,李訥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寫了張條子請主席批准。毛澤東問後,不覺動了情,說:『不要批了,你說該給多少錢?』張耀祠哪好說個准數,就說:『這回李訥開銷小不了,給個幾千塊吧。』毛澤東這次出手大方,同意從稿費中給8000元。吳連登沒有將這8000元全部給李訥,擔心她萬一用過頭,再開口要就難了。他以李訥名義存進銀行5000元,交給她3000元。





很明顯,毛澤東幾乎每個月都要『拉飢荒』。吳連登不得不過一段時間就得給他寫個報告,並當面匯報收支情況。毛澤東總是揮揮手,意思是不用說了,然後畫圈批准從其稿費裡提出1萬元來補貼家用。





當1976年9月吳連登將毛澤東遺體護送到人民大會堂供人們瞻仰時,在這位老人的身後,除有幾套毛式中山服外,沒有一分錢的存款,沒有一套高檔服裝,沒有任何金銀珠寶,沒有給子女留下任何財產的遺囑;在這位老人的身後,只有他終生酷愛癡迷的8萬多冊書籍!只有海外出版他的著作所付、歸『中辦特會室』管理的稿酬120多萬元人民幣。後由有關部門安排,他的子女每人僅分到8000元。





這就是領導了近10億人口、時間長達27年的共和國領袖的家當!31.5公斤燕窩中的7兩





『主席,這些禮品都是送給您的,吃了用了都是應該的。』吳連登勸道。





毛澤東耐心解釋:『這個問題不是那麼簡單。黨有紀律,這些禮物不是送給我個人的,是送給中國人民的。如果說,你在我這個位置上,人家也會送給你的。』『中國不缺我毛澤東一個人吃的花的。可是,我要是生活上不檢點,隨隨便便吃了拿了,那些部長們、省長們、市長們、縣長們都可以吃了拿了。那這個國家還怎麼治理呢?』





毛澤東處置禮品既有原則又有分寸。凡屬貴重禮品一律歸公,專門陳列起來。對於沒法保存的土特產,是水果———送幼兒園;是幾包茶葉———送身邊工作人員。吳連登從來沒聽毛澤東說過將水果、茶葉送給江青,送給自己的孩子們;逢到土特產品量大時,他就讓工作人員拿到中南海食堂去賣掉,然後附上一封講明黨關於不准送禮的規定和紀律的信,將錢寄給送禮的單位和個人。





金日成幾乎每年都給毛澤東送來幾十箱乃至上百箱的苹果、梨和無籽西瓜,大的西瓜重達五六十斤,退回去肯定不合適。他就讓秘書開列一個名單,將水果分送中央各位領導人。





大約在1964年,印度尼西亞掀起了迫害我僑胞的浪潮,我國政府義不容辭地出面保護了他們。有僑胞為了表達感激之情,送給毛澤東的燕窩重達31.5公斤。燕窩之珍貴人所共知。且不說今日每500克需萬元以上,就是在當時也得四五百元一斤,相當於毛澤東一個月的工資。





毛澤東毫不猶豫地指示:『把它們全部送到人民大會堂招待外國人。』秘書徐業夫試探地說:『主席,是不是家裡留點……』毛澤東擺擺手,打斷道:『不用留,一點都不用留,全部送走。』於是,這31.5公斤燕窩一克不少地送到了人民大會堂。





斗轉星移,日月如梭。10多年後的1975年,年邁的毛澤東已經行動不便,咳嗽哮喘,外加心力漸漸衰竭,身體日漸衰弱。吳連登就向張耀祠提出要給毛澤東增加營養,最好能弄點燕窩燉湯。張耀祠找到人民大會堂黨委書記劉劍,這纔發現當年的燕窩尚有7兩。經汪東興批准,由吳連登打了收條纔取回中南海。每次瞞著毛澤東在湯裡加一點。直到這位偉人離世,也不知道他自己終於享用了那31.5公斤燕窩中的7兩。





身邊有盞不滅的『燈』





毛澤東說吳連登是他身邊的一盞『燈』,是說他的服務到了無微不至的程度,而吳連登為此付出的艱辛更是常人難以想象的。





毛澤東的飲食起居有很大的隨意性。正如吳連登所言:『在他老人家看來吃飯是為了延續生命。主席有時看書審閱文件忘記了飢餓,連續20多個小時不吃飯。』當然,也有規律可循。通常下午一二點鍾起床,先喝一杯隔夜茶,再喝一碗用開水煮的麥片粥,算是早餐;晚上9點至12點當人們紛紛就寢時,正是他老人家開午飯的時候;清晨6點前後,卻是他吃晚飯的時間。同平常人整個倒了一個個兒。





無論酷暑嚴冬,毛澤東總是蓋毛巾被,在一段較長時間裡要開半扇窗戶。一旦睡不好覺或睡一會就醒,他首先就問『開窗子了沒有』。如果吳連登忘記開窗子,他醒來會不高興地說:『屋裡氧氣不夠,把我憋醒了。』所以,吳連登等不敢有絲毫大意和怠慢。





毛澤東如此與眾不同的飲食起居,使管家吳連登始終處於高度緊張狀態中。飲食上,他在中南海機關食堂就餐。給毛澤東開飯時,他只是先吃上一口,咸淡如何,是否安全。起居上,毛澤東工作時,他要隨時聽從召喚。毛澤東休息後,他還要騎著自行車上街買菜,江青和孩子們的事情也得不時地管一管。他一天24小時幾乎連軸轉,根本就沒有時間睡上一個安穩覺,多數的日子只能瞅個空兒打個盹。睡覺得請人甚至讓中南海總機話務員准時叫醒他。人們認為世上最痛苦的莫過於飢餓,吳連登會告訴你,累得抬不起眼皮又不能睡覺時,其痛苦的程度並不比飢餓差。





毛主席吃東西很隨意,沒有什麼特殊要求。他常年一天兩餐,葷素搭配,每餐最多四菜一湯,量特小。他不讓浪費,有時飯粒掉在桌上自己撿起來吃。他喜歡吃河溝裡的小魚小蝦,吃糙米雜糧,特別喜歡吃玉米、紅薯,尤其是他到了晚年特別喜歡吃小時候吃過的東西。毛主席除了愛吃豬肉外,一生特別喜歡吃魚。江湖河海池塘裡的魚,紅燒清蒸油煎乾燒都吃。他曾對工作人員說:『我死後,你們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海裡喂魚,回報它們。』





至於吳連登對自己的那個小家、對妻兒的照應,不說也能估計到。他家離中南海也就不足一站地,走路10分鍾就到,他愣是幾個月回不了一趟家。這也罷了,妻兒知道他在中南海忙著。反正一切都習慣了,從不指望他分什麼懮、解什麼難,只盼他別累著、別委屈、別出什麼事就謝天謝地了。最讓妻子焦心的是他的突然失蹤,沒有書信,沒有電話,音訊全無,有時竟長達七八個月,讓她牽腸掛肚,寢食不安。





所以說,毛澤東稱他是『我的那盞燈』,吳連登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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