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千天,她的四大政策主張:泥土化、國際化、產值化、雲端化,前兩項小有成果,第三項最被抨擊,第四項則幾乎才剛起步。

她的辭官聲明傳遍了中國大陸,在台灣卻引起正反評價。有人認為,她在為自己的施政無感找藉口,也有人為她有志難伸抱屈。

無論上台或下台,她永遠都是華人世界矚目的焦點,無論那眼光是讚賞、惋惜,或根本不認同。

去台東延平鄉看社區營造,布農族的長老以八部合音歡迎部長。龍應台對著頭戴山羌皮帽的八十歲長老問的第一句話是:「五十年後,這古調還會留下來嗎?」她最牽掛的是語言,因為語言是文化的根本,若沒有了語言,唱歌跳舞都會流於形式。

她在百忙行程中願意接受中國媒體專訪,只因為對方想談的是「國民記憶庫」政策。除了拔尖的藝術家,她也希望養肥民間沃土,所以主張從國史、黨史、地方史、產業史之外,開始記錄個人史。

「我認為,這是台灣民主社會的再深化,累積了素材,就能再認識我們是誰,」她甚至直接呼籲中國大陸也該開始這樣做。龍應台親自寫信給鍾肇政、林懷民、陳昇等人,讓他們願意成為國民記憶庫行動大使。

她主動爭取白色恐怖時期史料納入國家人權博物館,與律師、學者、國家檔案局密切討論,希望逐步開放卷宗,讓「轉型正義」在台灣深化。

她要求文化部人員在提出任何政策或法案擬定時,一定要參照國際版本。她與外部委員開會討論時,最常說的一句話是:「那我們來看一下某某國是怎麼做的。」

毫無疑問,她關心且擅長根本的、長時間軸的、與國際接軌的政策議題。但在面對需要衝撞、改變、迅速回應的產業現況,事事求全的龍應台,則顯得謹慎小心而無法大破大立。

不自知的震撼

有一回審預算,提到特殊文化空間的存在問題,像live house(現場音樂演出空間)。立委鄭麗君忍不住對龍應台說,「你要去克服啊,從文化出發,而不是一直告訴我你不敢違法。」

龍應台覺得很冤,文化部也協調了幾十個從中央到地方的機關,幫小劇場解套,但live house至今找不到方法。又譬如,國發基金的創投策略,近兩年沒有新的進展,還折損了一個從經濟部借將而來的文創司司長。類似的事情,讓產業界感到失望。

一位內閣閣員就觀察,「她離一般人太遠,才會在太陽花學運時說出學生行動力一百、但思想薄弱的話。」

或許龍應台不是離一般人太遠,而是這一千天,她總是忙得焦頭爛額,而沒有餘力去了解這個社會和產業的真實脈動。

她在專訪中也坦承,「你不自知你們已經如此不同,那個不自知讓我很震撼。」

施政的策略與目標,如何與人民的期待拉近、如何展現政府的決心與行政的效率,龍應台在任內恐怕並沒有給出很好的答案。

但她可是寫過《野火集》、《請用文明說服我》、《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作家龍應台啊,放下了官員的包袱,她依然有敏銳的觀察和深刻的省思。

還是要期待她的下一步,就像還是要期待台灣的民主,再怎麼高低起伏、再怎麼看清了自己的困境,總要想辦法突圍。以下為專訪摘要:

外界有一種說法,就是為什麼龍應台做文化局長時那麼讓人們有感,但在文化部的工作崗位上,卻讓人覺得看不到你在做什麼。接著結論就說,文化部長做得不如文化局長。

地方政府一個努力的政務官,譬如我在首都文化局長任內,可以在三年之內把二十二個老房子變成珍珠亮點,這都是眼睛看得見的東西。

▲龍應台常用文化作為外交之鑰,但她也對台灣鄉村充滿興趣。(攝影:黃明堂)

你看不見,但我非做不可

我必須承認,當年也覺得文建會似乎看不到作為,這也表示我自己認知不夠、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基本不同認識不足。

中央政府的職責是制訂大政策,提出新法、修改舊法,都是基礎工程,基礎工程哪裡是肉眼每天看見的事?譬如我花的一千天在盤點所有不合時宜、阻礙進步的法,國民會「有感」嗎?不會的。

就以「博物館法」為例,討論了二十多年,因為沒有「博物館法」,台灣七百多個大大小小博物館妾身未明,人員的聘用規章未建立,文創商品的開發、授權、販售,都無法做。我們花了一千天去完成草案,送進立法院。對這樣的苦工,請問人民「有感」嗎?

但這種「無感」是正常的,靜水流深的東西本來就是要看門道,不是看熱鬧。地方政府做的建設,相對於中央政府,比較是「地面上」的工作,一般市民容易看見、理解。中央政府必須做深層的、地面下的基礎建設。

其實,如果一個中央政府都在做表面、地面上的東西,成熟的公民應該要覺得緊張,因為真正影響長遠的,是那地面下的基礎工程。成熟的公民要看中央政府的是,它處理了多少法案?修改多少規章?改革了多少既有的制度?提出了多少新的政策而且得以落實?這才是真正進步的公民社會。

我哪裡會不明白在選舉政治裡,我做基礎工程你可能看不見,抱歉,但是我非做不可,不管你看不看得見。我願意進入公職,就是為了打地基而來的。

打地基需要很深的決心、很耐磨的用心。舉一個例子,為什麼我那麼用力推動「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的立法?

我們畫的台灣就是一個番薯形狀,那是因為我們雖居海島,卻因特別的歷史脈絡,已長年習慣我們是在海上的「內陸國家」,沒有海洋感,更缺海洋視野。真正在我們心中的台灣地圖,番薯形的陸地應該只是一個蛋黃,周邊海域是蛋白。海,應該常在我們的意識中。

我們只注重陸地上的事情,很少去看海底的事情。我們注重陸地上的古蹟建築,卻不太認知豐富的博物館其實就藏在自己周邊的海底。「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是一個最具前瞻性的法案。

另舉一例,影視局在ECFA簽訂之後,台灣電影可以無限額進入大陸,大陸一年十部片子可以進來。但十部片子,怎麼決定?現在的做法是,讓片商抽籤。為什麼不能夠改變現有做法,讓那些把台灣片帶進大陸市場而且票房不錯的片商得到保障席呢?這樣不是更能鼓勵國片拓展嗎?

這麼小的一個政策改變,就要做很多專業諮詢,開很多會。更別提,單單為了推動扶植獨立書店,我們可能討論了上百個小時,從台灣頭跑到台灣尾,去做實地的訪查。

成熟公民 不只會投票而已

民眾看到韓國影視產業的發展,但大家看見的是末端。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這個機構出來之前的討論、辯論,跟「國際政策參考系」的建立,是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你不能只看到最後端出來的菜,菜端出來之前,有眼光、有策略、有千百個細節必須深入處理。

我們有相當偏狹的認知,以為選舉就是民主的所有,哪裡是這樣?深沉的公民會認知,當你拿韓國在影視的成績來比較時,你不能不看見它之前打地基的狀態——組織法要花時間、預算要到位、人員的聘用制度要完整,整個到位程序叫作「基礎工程」,他們花了很多年。而文化部成立才兩年,能夠不從基礎工程開始嗎?

你說,啊,來不及了,人家建了一百層樓,你說你還在做地下工程。我說,地基不打好,就直接建一百層的高樓——請問那個高樓你敢住嗎?我們的社會太急躁了。台灣現在是過度躁、鬱的社會,像躁鬱症。

我們不該這麼「鬱」。從民主的進度、經濟的循序漸進、政府的清廉透明,到民間機構的健全度,以及人民的公民素養,你把這些標準都拿出來量,台灣在全世界兩百多個國家裡都是模範生。雖是模範生但是有鬱症,覺得自己什麼都不好,真奇怪。

這可能跟我們欠缺國際觀有關,不了解其他兩百多國的狀態,沒有參照表。當一個有鬱症的人沒有外部參照、比較的情況下,鬱症就逐漸往黑暗走去。

台灣除了鬱症又有躁症。總是在叫,完了完了,人家都建起一百層高樓了,我們還在做地下工程。常聽見的是,糟了,人才都跑光了。人才確實是國之大計,是最高層次的「國安」問題。但是,德國的電影人才也往好萊塢跑啊,德國也沒有說它快亡國了。歐洲很多國家的暢銷書排行榜上,很高比例是英文作品,人家也沒有說國家因此就完蛋了。

可以努力,但不必急躁、慌張、自貶到這個程度。我們整個社會在媒體的渲染下,極度不安與焦躁,這是我的憂慮。

▲龍應台剛上任文化部長時,曾走訪家鄉高雄茄萣。如今決定辭官,陪伴母親走人生的最後一里路。(攝影:鍾士為)

新媒體 兩代之間的大漩渦

文化部這三年,我發現與媒體有效溝通變得困難。重大的政策沒辦法出現在媒體上,社會、國民,甚至於文化界、專家,無法得知文化政策上重要的發展。而我是信仰公民社會的,認為我們有責任向公民報告,讓社會知道國家的政策、這條船在往哪走,但是我們無法觸及民眾,因為媒體的結構改變了。

我們因此非常認真地討論了「新媒體」。新媒體並非只是一個技術,因為技術改變了內容,內容形塑了價值觀。用或不用這種新的傳播技術的人,就在不知不覺中形成了兩種價值觀的群體。

我發現,這是非常重大的、已經發生的「革命」,而傳統政府還沒有真正認識到這個「革命」的深度和幅度。

這種從技術到價值觀的改變速度太快,也解釋了從太陽花運動到服貿、到這次大選,很關鍵的改變。

訊息傳輸迅速,價值觀改變也跟著迅速,但是「機構」,包括所有層級的政府,行政、立法、司法機構,甚至商業機構,無法一瞬之間變動,因而造成認知的落差。

政府是最穩定的,而且也應該是最穩定的,可是外在環境剛好發生了巨大漩渦。訊息溝通的方法的大漩渦,帶來價值的質變,與傳統機構之間造成大落差。我認為,這和現在政局的混亂,尤其是對於公共政策認知的異調,有關鍵的關聯。

這樣的認知落差,如果價值不同的雙方,不努力去了解對方、不寬容、不相互體諒,是令我憂慮的。

就傳統機構面而言,不只是行政院——行政院的政府體系從服貿爭議中已經認識到,對於「新技術帶來新價值觀」這件事必須嚴肅對待,重新學習,但是政府體系並非僅止於行政體系。立法院呢?監察院呢?制訂全國公務員任用制度的考試院、銓敘部認識到了嗎?

因為知識傳輸技術產生革命性改變,使得一年一年長大的年輕人首投族,接觸到的訊息與五十歲的人接觸到的訊息大為不同。接觸到什麼知識,往往決定價值觀。生下來就依靠滑手機來獲取知識的人,可能不會和那代拿著厚厚整本帶註解的《莊子》或《柏拉圖》的人看一樣的東西。接觸訊息不同,價值觀很難一樣。

有的人是看《安娜.卡列尼娜》、是看《戰爭與和平》長大的;滑手機的一代可能看的是,伊拉克某個年輕人的部落格報導砲火的現場,他對「戰爭與和平」的理解,不太一樣。

看《戰爭與和平》的人,以及透過網路看伊朗、敘利亞正在發生、由二十歲人發的網路新聞的人,對世界的認知差距可能是大的,如果不彼此體諒、相互教育與溝通——別忘記我們同在一條船上——不溝通、不體諒、不相互了解,我們這條船是無法安然度過全球化的驚濤駭浪的。

這是一部精神分裂的憲法

在每天拚命工作的一千天裡頭,因為每天煎熬,我常被迫思考憲法的問題。這是一部精神分裂的憲法。它讓行政院長有權無責,讓總統有責無權,這個棋盤本身的設計精神錯亂,不去處理,卻不斷指責謾罵那棋盤上的進退失據,這算什麼呢?

憲法不改,任何人做總統,有兩種狀況。要不就是尊重體制,然後什麼都動不了;要不就是不管體制,於是濫權。民主不是只有選舉啊。太多基本面的事情我們苟且了,然後飽受其苦、自食惡果。

所以我當然主張要修憲。地面下工程如果苟且不做,一路苟且,一路罵、一路激烈在躁鬱的兩端打擺子,基礎工程不做。到最後一代又一代的人,二十年後都還在同樣的棋盤裡頭,前景會光明嗎?

這次選舉對我個人有很大的震撼,但是無關選舉本身,無關權力再分配。

那個震撼是說,我更深刻地發現,因為取得知識方法的不同,內容與價值觀因而分歧。但我們的社會不太自知我們已經分歧若此,我們對正在發生的質變不夠自知、不夠自覺,讓我很震撼。

但是,分歧不是問題。重要的是要有「問題意識」,一旦有問題意識,你會努力去學習互相尊重,把手伸過去和你不認同、不喜歡的人握手,去了解、對話。但若問題意識不存在,裂痕會繼續擴大。危險的是,我還是要說,不管你的價值觀是什麼,我們都在一條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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