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北京最古老街區之一南鑼鼓巷拆遷













南鑼鼓巷




















南鑼鼓巷








7月27日,堅持到了最後一刻的任女士一家三口還是搬離了『南鑼鼓巷』她居住了20多年的30平方米小房子。今年5月15日,一張拆遷公告貼在了任女士家的胡同口,《公告》稱,根據房屋拆遷許可證的批准,北京地鐵8號線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將在地安門東大街建設南鑼鼓巷站,拆遷范圍涉及到南鑼鼓巷主街112號、151號等30個門牌號。


與任女士搬走時的『心不甘,情不願』不同,酒吧『與食巨近』的老板金鑫倒顯得頗為釋然。『也許早幾年我對這樣的事情可能會有強烈的反應,但是現在我真的已經有點習慣了。』10年前,金鑫是第一個進駐南鑼鼓巷的生意人,按照他的描述,當時的南鑼鼓巷與眾多的北京胡同、街景毫無區別,遛狗的、曬太陽的,還有換蜂窩煤的、吆喝磨剪子的……金鑫的酒吧就坐落於胡同深處的97號院,30平方米的小店有個簡單的名字——『過客』。


金鑫說,當初開酒吧並不是為了賺大錢,只是為了自己一幫愛探險的朋友可以有個分享見聞的據點。曾經有朋友告誡他:『金鑫,你把店開在這麼深的巷子裡,是賺不到錢的。』金鑫當時的回答在今天看來,著實獨具文化嗅覺——『我的眼光在胡同之外。』


不過朋友始終沒有虛言,『過客』直到2001年纔有了第一筆盈利,總共是200元人民幣。『日子不寬裕,但收獲很多。』金鑫說,店對門當時住的是一家八旗後裔,夫婦倆開了個門面房,男的一起床就開始聊天,時事、政治、文化無話不談。隔壁住了一位70多歲的老奶奶,盡管腿腳不好卻熱心給大家伙做很多老北京點心。『更有意思的,我們店裡還收留過國際流浪漢。』金鑫告訴記者,那是一個西班牙人和一個法國人,他們當時在進行一項『身無分文徙步全球』的計劃,從英國倫敦『徙步+搭車』經印度抵達北京,按計劃還要經外蒙到白令海峽,在那裡利用經度的差異慶祝新千年的到來。『但他們在北京沒錢辦理簽證,只能一邊打工一邊籌錢,就這樣在我們店裡住了兩個多月,也帶來沿途許多見聞。』


這樣自足自樂的小日子一直維持到2006年,北京市政建設委員會一紙公告,要拆除97號院,金鑫纔不得已搬離了小胡同,來到現在南鑼鼓巷的大街面上。雖然如今的店面是當初的5、6倍,但他卻漸漸體會出日子的乏味。『整個南鑼鼓巷成了一條商業街,那種老北京最原始的味道漸漸遺失了。』金鑫記得,這種變化是從2003年開始的。『當時陸續有各種酒吧和小店進駐,隨後這裡的房租開始瘋漲,表面的繁華背後是揪心的赤字,一般小店根本就是入不敷出。南鑼鼓巷最高的紀錄,是11個月換了38家店鋪。』


或許是親眼目睹了10年的滄桑變遷,金鑫對於眼下包括自己的這次拆遷,顯得頗為平靜。『一個商業鋪子,拆了就拆了,我覺得並不可惜。但那些老宅子也跟著被移平了,看著叫人難受。』拆遷當天,金鑫剛好看到一戶老北京人家的門礅被工人直接砸掉,隨後,他在自己設計的創意T恤上寫下了『拆哪』。


『無論任何時候,一個地方的原住民都是非常寶貴的文化遺產。他們住的老房子,以及巷道深處最原始的生活景象,都是歷史。或許過度的商業開發並不科學,就像雲南麗江,也漸漸遺失了質朴的性情。但無論如何,當老房子成為城市發展的「絆腳石」,我們是該毫不留情地一腳把它踢開,還是另闢蹊徑,這的確值得好好思量。』


與金鑫的理性主義情懷不同,『與食巨近』對面的『點滴』咖啡屋女老板則是一個典型的生意人。她操著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腔,記者苦苦守候到傍晚,得到的答復仍然是『太忙,不能接受采訪。』咖啡屋的店員告訴記者,老板為了趕在拆遷前賺最後一筆,真是忙得不可開交,她將自己的店隔出10平方米,批發來很多陶瓷制品以及裝飾畫,貼上拆遷大甩賣的標簽。這一下生意甚是火爆,許多游人就像撿到『大寶貝』一樣,一袋一袋地搶。記者走訪了整條街巷,發現還有幾家被圈定拆遷的小店也打出了『大甩賣』的旗幟,而已經動工開拆的商戶和民房被藍色鐵皮圍裹起來,從縫隙裡張望,裡面是一片斷壁殘垣的蕭條景象。


『隨著人口的擴張和人口密度的急劇增加,為緩解地面交通壓力而修建地鐵,無疑是一個具有可行性的科學方式。但「修路」與「老房子」並不是一對不可協調的矛盾。』北京交通大學規劃專家王衍用告訴記者,地鐵線路大多采取『直線』方式運行,地下的部分即使穿過一些老街區或文保單位,也不會對這些老建築產生影響。


『關鍵是出口建在哪裡。』王衍用說,地鐵出口其實完全可以避讓開老街區,但目前國內主流的設計理念卻基本忽略了這個問題。『出口的設置現在往往只遵循兩個原則——其一是成本最小化,設計者只考慮兩個站點間的直線最短距離,哪裡最近,最節省施工成本,就把出口設在哪。其二是人流最大化,設計者評估出某地區人流最集中的街道後,就把出口設在那裡。其實即便考慮到上述兩點,為了保護老街區而讓地鐵口適當偏移,也是大多數市民能夠理解的。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根本沒有這個意識。』


《城記》一書的作者王軍用了10年時間,對北京城市發展動態進行了系統調研。他告訴《北京科技報》,1949年北京有大小胡同七千餘條,到20世紀80年代只剩下約三千九百條。近幾年隨著北京舊城區改造速度的加快,北京的胡同正在以每年六百條的速度消失。


城市的過快發展造成了具有特色的城市文化不斷消失。清華大學教授吳煥加曾以《北京城市風貌之我見》為題發表文章,表示『北京的古城風貌早已不很完整了,古城新貌隨之出現。因而,全面維護其古狀、古貌已不太可能……有人預言,如此下去,北京終有一天將變成「香港」、「新加坡」』。


王衍用對記者表示,在國外根本就不會出現為市政建設而毀掉老街區的事情,一切都要為了老房子、老景致讓路。『瑞典斯德哥爾摩市的中心區人口為80萬,分20個社區,市區道路至今未形成環,原因在於有關建路的爭議很大。該市北部是一大片古老森林,本打算建隧道,只因為有一個不屈不撓抗議的人而未建成。這個人拿出瑞典的國家法律,其中有一條規定:「國家環保區周圍所有東西都不能毀壞」,而建路築隧道肯定會使樹木受到傷害。最終他的抗議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至今斯德哥爾摩市環路未連。』


王軍也說道,由於規劃缺乏科學考量,許多城市至今還在被她的國民聲討。巴黎於9世紀末成為法蘭西王國的首都,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巴黎的街道曲折狹窄,到處都是木造房屋。文藝復興時期,整座城市纔漸漸脫去舊時的面貌。17世紀以後,法國的國王們加大改造力度,低矮破舊的房屋被陸續拆除,代之以多層磚石建築,並開闢了許多馬路和廣場。拿破侖三世時,巴黎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劇烈改造,即著名的由巴黎市政長官歐斯曼主持的『巴黎改建工程』。歐斯曼對巴黎施行了一次『大手術』,再次拆除城牆,建造新的環城路,在舊城區裡開出許多寬闊筆直的大道,建造了新的林蔭道、公園、廣場、住宅區,督造了巴黎歌劇院。雖然改建後的巴黎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美麗的城市,然而直到今天,在歐斯曼去世130年後,巴黎著名的《費加羅報》周末專刊登出封面文章,大字寫道:『歐斯曼,是不是毀掉了巴黎?』


『地鐵的修建,只是整個城市發展的一小步,規劃如果一味考慮成本、商業等因素,必然會忽略對於老街區的庇護。而那些景致一旦破壞,是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再生的。如果未來,相關部門可以考慮讓老百姓共同參與規劃方案,那麼當不止一個的質疑聲相繼出現後,或許那把讓城市「割肉」的利刃可以刀下留情。』在王衍用看來,北京的歷史不光有紅牆綠瓦的帝王風情,亦有街頭巷尾的市井民風,留住後者,同樣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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